102年6月號 道 法 法 訊 (254)

DEEP & FAR

 

 

決定商業包裝功能性之舉證責任

Theodore H. Davis, Jr.著

 

李翊群 程序三組副主任

．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學士

 

 
 

B. 註冊程序對功能性調查的重要性

即使缺乏確認特定事項為積極抗辯事由(affirmative defenses)之普通法案件，當然，立法機關可以修改普通法規則。[1]事實上，無疑地過去國會制定了創造積極抗辯事由(提出及說服之責任可能在其他方面落於原告)的法令。然而，在未註冊商標有效性之議題上，存在令人信服之證據，即所謂立法的重新分配並未發生。

具體而言，雖然大多數提出附加於少於5年的聯邦註冊之證據推定(evidentiary presumption)之訴訟已經涉及商標識別性的爭論，但Lanham法的相關條款並未如此限制。例如，第33條規定：「任何為訴訟之一造所有之註冊…(在主要註冊簿(Principal Register)中)…應可被採納為證據，且應係該註冊標誌有效性之表面證據(prima facie evidence)…在註冊中具體指明之商品或服務之交易或與之有關。同樣地，第7(b)條規定主要註冊簿之註冊證書「應為該註冊標誌之有效性、該標誌之註冊、該標誌註冊人之所有權以及該註冊人使用註冊標誌於商業中之排他權的表面證據…」因而這些法條與標誌之有效與否有關，而不僅僅是識別性。[2]

 

 

  


[1] 例如，即使在刑事訴訟(檢方通常承受證明無合理懷疑為無罪之負擔)，各州日漸以立法方式廢除此規則而將此證明某些「抗辯事由」之負擔加於被告。(承認精神失常或耗弱心智能力為積極抗辯事由)。

[2] (「因為原告的標誌已由PTO註冊於主要註冊，其具備有效性之法律推定。」)(「註冊標誌之有效性推定轉移舉證責任至商標或服務標誌之挑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