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3月號 道 法 法 訊 (263)

DEEP & FAR

 

 

決定商業包裝功能性之舉證責任

Theodore H. Davis, Jr.

 

李翊群 程序三組副主任

.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學士

 

 

同樣地,為何不採納少數說規則的反面,亦即原告證明非功能性即創造識別性之推定?此二規則中的任何一個在第二巡迴法院的方法論下,皆會被正當化,但卻皆非現存於任何司法領域。因此,「舉證責任轉換之主要目的乃盲目地支持商業外觀原告攻擊可能的混淆」的假定充其量是有缺陷的[1]。其他考量因素顯然可以、也應該開始起作用。

2. 成本

那些考量因素之應該適當為司法程序之效果,而在本主題上,顯而易見地,分配舉證責任於原告可獲致訴訟成本之降低。經濟學理論早已承認舉證責任之置放除了僅僅影響兩造實體爭執之最終結果外,還可產生重大的結果。如同評論者所提到的:

因為取得證據的差異,舉證責任分配扮演重要的節約功能。分配舉證責任予具相對較低舉證成本之一方可節省…直接成本…藉由提供誘因予證據之「最低成本生產者」以生產可為兩造共享之證據的主要「核心」…當被告生產「核心」證據的直接成本較原告為低,分配無法說服之風險予被告,降低了生產該證據的直接成本。

 

  



[1] 如同另一個第二巡迴法院陪審團所指出的:

地區法院顯然致力於形成對於僅有混淆證據即可正當行使第43(a)條以支持對「關於沒有註冊標誌之商品的來源錯誤指示」的主張之確信,但其漏掉或忽略第二層意義及非功能性的要件。這樣的解釋(對法規)是不正確的。